李振武认为，为了防止亡羊补牢，出品方在投资项目前就要对项目有更宏观的了解，对管控力度和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先有预判，“比如近期古装剧风声比较紧，或者之前曾经有过限制的题材，做的时候就尽量谨慎一些。或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跟着主题走可能风险会比较小。或者本身这个剧你看完之后也认为有些打擦边球，虽然现在政策还没有管控，但徘徊在不可播的边缘，那也不要碰比较好。因为就算你播了，也有可能被腰斩。”

曾制作过多部大型古装剧的制作人刘丹（化名）坦言，档期调整虽然会带来损失，但同样是一种良性警示，让制作方尽快在内容思维上转变，在最开始内容层面就严格把控，“以前大家做戏都比较盲目，什么戏都可以做，做了也可以播。但现在通过频繁的档期调整，大家为了顺利播出，在项目的选择方向上会更谨慎。”在刘丹看来，如今90后、00后需要正能量的内容，这是国家提倡的，但这并非要求出品方一定要做主旋律题材。“只要符合创作规律，或者现实主义的作品，基本都没有太多雷区。”前一阵热播的《破冰行动》《都挺好》等也证明了只要扎根现实、严把创作关，反映人们喜闻乐见的真实生活，播出定会畅行无阻。而如果一味追求流行，净搞些玄幻、戏说、魔改等作品，只能引得观众越来越不满。

广告方

黄海波案件成不可抗力风险提示

相较宣传方可以调整宣传节奏，带有时效性的广告植入便没那么幸运。如今大多广告品牌会采用深度植入等方式代替硬广贴片，将品牌logo、新商品加入到剧情中，让主演使用该产品以配合产品上线。《欢乐颂》《恋爱先生》《谈判官》等剧中均可见该植入形式。

据悉，剧中长期的道具摆放露出不少于100-200秒，加2-3次台词或剧情植入，再包含探班、发布会、海报授权等落地活动的露出，这类广告资源包出售价格大概在200万-300万元。

因此若作品临时撤档或迟迟未能播出，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原本带有时效性的产品变成“穿越品”，广告商也迟迟无法得到宣传回报。

李振武坦言，由于撤档带来的广告商的损失，若无具体规定，大多也只能由其自行承担。司法上便早有相关判例。2014年，黄海波拍摄的电影《胜利》原定于当年上映，当时一家棉衣品牌跟片方签了植入广告合同，合同规定，签后先支付80%广告款，电影正式上映后支付剩余的20%。

但2015年5月，黄海波突发嫖娼事件，电影临时被撤档，于是该品牌起诉片方退还植入费用。当年法院一审判决，合同可以解除。但2018年二审时，判决却完全被推翻，原因是影片上映并非片方所承诺履行的合同义务，而撤档更多是由于国家相关部门加强了对劣迹艺人的管控，导致主管部门暂不允许影片发行，应属不可抗力，因此片方无需对品牌方承担违约责任。

李振武称，黄海波案件在影视界似乎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规则，即政策调整导致作品不能播出或者下档，可以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因此如果广告商已经支付了广告费用，一旦出现不可抗力损失资金，这只能算是商业风险。这种商业投资风险是需要品牌商自己去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