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9岁时就发表了《鸟颂》。毫无疑问，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犹太诗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犹太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表现了19世纪末犹太民族的绝望和伤感，也展现了犹太人对那个从未见过的民族家园的强烈渴望。

诗人对一只从锡安（当时叫巴勒斯坦）归来的小鸟说：“我的灵魂多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他问小鸟在那个美好的地方人们怎样生活。“上帝怜悯锡安吗？”“赫尔蒙山上的露珠是否如珍珠般晶莹剔透？”“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这些诗句并非真的是诗人的疑问，而是犹太人对大洋彼岸先祖之地的渴望。比亚利克和那一代犹太人都相信那块土地有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家园。

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艰难困苦。俄罗斯犹太人大多只能生活在被称为“栅栏区”（the Pale of Settlement）的指定区域。在政府和当地管理者的纵容下，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不断加剧。俄罗斯以前也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但19世纪末迫害的强度和规模前所未有。19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爆发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1871年敖德萨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正是在这样绝望的氛围中，比亚利克于1873年诞生。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他被严格遵守教规的祖父抚养大，接受了传统犹太教育。但和许多同时代的犹太年轻人一样，比亚利克醉心于西方文化，支持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旨在改革犹太教对传统和集体主义的过分倚重，将一种更具理性、分析性、智性和个性的生活方式引入犹太社会。

比亚利克了解到哈斯卡拉运动，还是在来到一所新的犹太经学院后。为了用更现代的方法学习传统犹太教，比亚利克来到位于立陶宛瓦洛任的一所举世闻名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被哈斯卡拉运动所吸引，成为“以色列的永恒”（Netzach Israel）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致力于融合犹太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和正统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学生组织。

1891年，比亚利克离开瓦洛任，来到敖德萨，这里当时是俄罗斯南部的现代犹太文化中心。在这期间，他深受当地知识分子圈的影响，并于1892年发表了《鸟颂》。

西奥多·赫茨尔与《犹太国》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1860- 1904），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现代政治上锡安主义的创始人，生于布达佩斯，童年时移居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学习过法律并取得奥地利法律执照，后来从事新闻学和文学职业，担任过维也纳《新自由日报》主编。早年主要为报纸写杂文，后来创作戏剧。现在有人称他为“以色列国父”。

刚上大学时，西奥多·赫茨尔读到欧根·卡尔·杜林（Eugen Karl Dühring）所著《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2）一书。杜林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这本书中提出，解放欧洲犹太人并将他们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对欧洲不利，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追随者甚至宣称要让犹太人回到隔都生活。

这令赫茨尔深感不安：杜林并非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徒，他拥有出众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如果连他都能作出这样的言论，那无知的大众会做什么？吊诡的是，正是杜林这位著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和恶毒的反犹主义者让赫茨尔开始全身心研究“犹太人问题”。

和比亚利克一样，赫茨尔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1894年秋天，经过两周的高强度工作，赫茨尔完成了剧本《新隔都》，第一次塑造出明显具有犹太特性的角色，并公开讨论了“犹太人问题”。这部剧本并没有使用多么高明的艺术手法，而是直白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欧洲解放了犹太人，但犹太人实际上仍然生活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隔都中，时刻承受着需要证明自己清白的压力。即使在看似得到解放的西欧，犹太人如果不能自证清白，仍然会被当作罪人。但事态很快就恶化了。正当赫茨尔埋头写作时，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对此，左拉发表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公开信《我控诉》，指责政府公然持有反犹主义偏见，并不公正地将德雷福斯关入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