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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代理人战争”相对廉价，成本较低，而同时效率却很高。“‘代理人战争’似乎是一种廉价的、实际上几乎没有代价的发动战争的方式。”④代理使得以最小代价进行干预成为可能，美国第34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在一次演讲中盛赞“代理人战争”是“实现国家目标最为廉价的方式”和“最便宜的保险”，意指这种方式相较于直接的军事干预来说，既能减少财政支出，又能管控政治风险。作为一种能够以较低投入获取较高收益的战争谋略，“代理人战争”已经成为大国战略博弈和介入地区事务的一个首选工具。

其次，军费及人员损失都小。由于系统性的金融及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地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创，由此使得一些国家不得不限制军费开支，并因而弱化其直接参与规模战争的动能。国家间直接军事对抗，或者直接军事介入其他国家间或国内冲突的代价高昂，因而采取“代理人战争”策略自然就成为一个明智选择。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菲利普·博比特指出：“在未来，地方武装力量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全球和地区大国策动武装冲突的“代理人”，这种方法将成为这些国家动用正规军队、支付大额军费开支的高效替代方案。对于美国来说，发动‘代理人战争’不仅可以节省资金，而且可以避免牺牲美军士兵，包括陆军服役人员。”⑤

最后，舆论因素。当前公众舆论对卷入大规模冲突所带来的人员伤亡和巨额支出的敏感度逐年增加，特别是西方国家普通民众越来越不愿承受战争所带来的任何苦难和损失。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发现，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民众对军事行动中可接受损失的“痛苦阈值”下降了6倍多，与此相应，“代理人战争”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此外，“代理人战争”不太可能引发外国干预经常伴随的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应，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参与“代理人战争”的真实意图，避免被指控非法干涉他国内政并招致国际社会的制裁和报复。换言之，“代理人”冲突战略既可以让“赞助者”在外国领土上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又能够避免损害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声誉，而所有的后果及责任都可以落在“代理人”的肩上。当然，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其他特定因素比如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国内政治因素也是制造“代理人战争”的动因。比如，不少阿拉伯国家政府之所以经常支持亚西尔·阿拉法特或其他巴勒斯坦领导人，目的是要提升自己在民众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信誉。

“代理人战争”无论对于“赞助者”还是“代理人”都存在一些风险。对于“赞助者”而言，尽管存在权力不对称，但“代理人”几乎总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逻辑行事，甚至有时候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意孤行，从而违背“赞助者”的初衷。比如在“9·11”事件之后，美国要求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阿富汗盟友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不要占领喀布尔，但北方联盟还是占领了喀布尔。而对于“代理人”来说，他们充其量可以指望在一定时期内获得“赞助者”的资源和援助，但他们一般绝不能指望这种援助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此外，“代理人”即使在实现“自主”之后，也很可能无法摆脱对此前“赞助者”的依赖，比如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就使得许多新生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对作为“赞助者”的美国产生了恶性依赖，以至于目前他们仍然不得不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依赖美国。

作为政策工具的“代理人战争”的运作方式

从来源上看，“代理人战争”多从内战演化外溢而来。代理行动伴随着国内的分离主义运动，外部行为者以“控制混乱”为借口介入目标国家的内部矛盾而促使其升级为内战。在冷战时期发生的30场“代理人战争”中，由内战演化而来的就有18场，占比高达60%。⑥从冷战时期的老挝内战、黎巴嫩内战、希腊内战和尼加拉瓜内战，到冷战结束后的波黑内战与刚果(金)内战，再到当前已经持续多年的乌克兰内部冲突乃至乌克兰危机，概莫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