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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工具性而言，“代理人战争”实际上是大国维护和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一个政策工具。对各种“代理人战争”的分析表明，第三方介入“代理人战争”采取的手段十分广泛，但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向“代理人”提供人力、军事装备、财政援助和其他非军事手段等。

提供人力援助。在提供人力资源方面，“赞助者”参与“代理人战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代理人”提供战斗人员直接参加军事行动，这些人员可以是“赞助者”的军队，可以是盟友的军队，同时也可以是私营军事部门的雇佣军；二是向“代理人”派遣军事技术专家到作战地区指导军事行动。

物质援助。通过“代理人战争”实现目标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向冲突方提供武器和弹药，而不是直接参与冲突，正在进行的乌克兰危机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一再声明不会派一兵一卒介入乌克兰危机的同时，却纠集盟友向乌克兰提供了一轮又一轮武器与军事援助，让这场危机成为至今久拖不决的消耗战。

财政支持。财政援助的形式主要有：直接无偿捐款支持、为购买武器提供贷款以及为军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等。专家估计，1955年至1980年间，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包括古巴、越南和朝鲜）的财政援助总额接近510亿美元；在1962年，美国五角大楼向越南、伊朗、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巴拿马和菲律宾六个国家拨款1720万美元用以军事援助；而在1979年到1989年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向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提供了超过3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⑦。

信息情报支持。在现代信息化战争背景下，依托现代化高精准武器系统与作战平台，辅以“无死角”卫星监测与雷达系统，全天候监控战场形势，及时准确把握敌方军力部署及调遣，对于掌握战争主动权和最大效率实现克敌制胜几乎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看到“代理人战争”中“赞助者”在给“代理人”提供武器及其他物质援助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与“代理人”的信息情报共享，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做法就非常典型。

道义与精神支持。“赞助者”往往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将“代理人”塑造成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同时极力夸大敌对方的“道德污点”，从心理及精神层面激励“代理人”坚持战斗。

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

众所周知，独立后的乌克兰处于欧洲与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地理交叉点上，是欧亚棋盘上的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地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冷战后俄罗斯抵御北约东扩战略挤压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外交战略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声称，失去乌克兰的俄罗斯是不可能成为帝国的，“一个没有乌克兰的帝国最终只能是更‘亚洲化的离欧洲更遥远的俄国’”。⑧如果乌克兰能够纳入俄罗斯战略轨道，那么俄罗斯就可以获得大片的缓冲地带并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而如果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则它就会成为西方遏阻俄罗斯的前沿阵地。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其首要利益就是把乌克兰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将其塑造成为抵御北约东扩的最后一道防线。换言之，能否拉住乌克兰特别是避免其成为西方国家用来制衡俄罗斯的工具——这乃是一个攸关俄罗斯地缘政治生态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爆发之前，独立后的乌克兰各届政府基本上奉行的是东西方相对平衡的外交政策，既不“倒向”俄罗斯一边，也不过度“西倾”。然而“橙色革命”后上台的尤先科政府却完全打破了这种平衡，而开启了一个所谓“弃俄亲欧”的激进西向战略：经济上追求融入欧盟，军事上则以加入北约为战略目标，国内则是大搞“去俄罗斯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俄乌两国迅速由原来的“自家兄弟”变成了事实上的“敌手”。虽然2010年春乌克兰新一轮总统选举后上台的亚努科维奇一度大幅调整对俄政策，并使俄乌关系展现出转圜趋势，然而好景不长，以2013年11月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为契机，乌克兰随之发生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政治抗议浪潮。在美欧势力推波助澜之下，乌克兰国内形势急剧失控，亚努科维奇遭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罢免总统职务而被迫逃往国外。其后上台的波罗申科政府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的裹挟之下，不仅重新“捡拾”起前总统尤先科“疏俄亲西”战略的“衣钵”，甚至在具体政策及行动方面比前者更激进，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为了遏阻乌克兰的战略西进而在2014年强力出手：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签署入俄协议，并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与基辅当局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