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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越南还是一个小费国家，消防、海关事务，需要定期用小费来打理。一些当地政府，在春节的时候甚至会收到大量名烟名酒、瓜果、现金。

对于越南的官员的评价，流言蜚语盛传。管理不规范、人浮于事，对很多商业组织来说，想要推进事情进展，直接花钱是最高效的解决办法。

对中国有了解的官员，知道茅台的价值，在和中国商人的饭桌上，他们会忍着不喝，等结束了再把茅台顺走。

他知道这东西是硬通货。

除了对权贵和政府行政机关的打点，对于中国工厂来说，他们还要面对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越南人喜欢罢工。

越南官方注重员工权益保护，他们鼓励工人建立工会，争取员工权益，并且支持罢工。

自 2006 年到 2014 年，越南大大小小累计发生过 5000 余起罢工事件，平均每天 1.7 次。

一些在国内习惯高压式管理的企业，在越南变得束手无策，高压只会换来集体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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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南迁越南，不是一蹴而就，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一批传统企业就已经开始挖掘越南市场的潜力。

在长久的接触中，身在越南的国人，也摸索出越南人的某些奇妙特质。

有时候你可以通过越南人和你握手，来判断他是否靠谱，握手越紧，意味着他越重视你。

除了这种微妙的跨国交流，两地的通婚，也在中越的贸易中起到功利却重要的作用。

有将近 50 万在越南工作或投资的中国人，与当地女性结婚成家。他们被称作 " 越南姑爷 "。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直有一种野蛮的产业链，很多 " 越南新娘 " 被卖入中国，但 " 买 " 妻的人，多数理由是无法承担国内结婚的经济负担，所采取的破格策略。

与这种畸形的灰色产业链不同的是，" 越南姑爷 " 多半事业有成，条件优渥，并且他们在越南发展。

但这一群体，依然有一个冰冷的商业前置条件——越南政策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越南国籍，则不可在越南购买土地，而且所购买的房产也只有 50 年产权。

这些 " 越南姑爷 "，通过妻子的越南国籍，便可以在当地的工业园之外，买到永久使用权的建厂土地。

但其中也有巨大风险，所有的产权在妻子名下，如果婚变，所有财产也付之东流。对这样的风险，他们目前没有任何保障措施。

现在，这些 " 越南姑爷 " 正积极申请一个 " 国际家庭协会 "，试图推动政策改进，从而保障自己的权利。

复杂的商业环境，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在来此淘金的同时，面临着焦头烂额的困扰。

在这个外来投资构筑的新型市场里，既有数百亿美金的三星制造基地，也有随着苹果供应链迁移而来的国内零部件巨头，更有来自中国那些数十人组成的螺丝、线圈等配套小厂。

这些角色在越南建构起一个富含当地特色的话语权体系，以及生存的法则。

尾声

在 2013 年，歌尔刚刚到越南建厂时，越南本地只能找到印刷厂、包材和一些弹簧，80% 零件需要进口。

随着近几年越南招商引资的步骤加快，越南产业链正在逐步完善，但在整个供应体系中，它能覆盖的环节依然有限。

尤其是动辄几百上千个零件的电子设备，链条层层传导，而这些产品的厂商，大多数集中于珠三角一带。

越南依然是嵌套在中国产业链条中的局部环节。

对制造业来说，也许没人会抗拒 " 成本便宜 " 的诱惑，但越南工资近几年已经开始连续翻番，单纯的低价，永远不是核心竞争力，因为总有更便宜的制造国跟进取代。

越南劳动力成本目前已经显著高于很多东南亚国家，越南经济学家黎登营称，越南技术工人的薪水已差不多是老挝和缅甸的两倍，比泰国和菲律宾高出约 3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