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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与父亲无关的间谍活动中，父亲却极力主张自己也参与其中，希望警方抓捕他。这代表了他对于自身人格身份和理想信念的坚持。在儿子面前，父亲用“龙川白”自称，指过去曾为革命抗争，却在革命失败、组织支离破碎之后没能赚大钱、出人头地，连家庭的安乐都守不住的人。但这一解释并未得到儿子的谅解，在儿子看来，“父亲才是真正的利己主义者，父亲所谓的信念，就像是漂浮在半空的海市蜃楼，与他的人生毫无关系。”

从文学转战电影之后，这种父辈缺失被李沧东完美地继承到影像之中。电影“绿色三部曲”（《绿鱼》《薄荷糖》和《绿洲》）中，完全没有出现过父亲。即便是《绿洲》当中作为父亲替代品的哥哥，也是以一种压迫、虚伪的形象现身。男主忠都入狱是为了替哥哥顶罪，出狱之后，哥哥对这个“不成器”的弟弟也多有嫌弃和排斥。

图源《燃烧》。

而到了电影《燃烧》中，无论是底层出身的海美和钟秀，还是家住“江南”富人区的新贵Ben，他们都面临着父亲的缺席问题。电影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海美和Ben的父亲，而钟秀的父亲则因为自己“无能的愤怒”，即将面临牢狱之灾，父子俩在审判庭上唯一的碰面也毫无交流。

父辈的集体缺失意味着传统家庭体系的崩坏。李沧东文学和电影中的人物都对完美家庭有一定的向往，却往往被家庭隔离、驱逐，主人公不得不出走社会，面临更现实的打压和异化。而借助人物与真实社会空间的互动和共振，李沧东表达着自己对于种种社会乱象的思考和批判。

底层的人性展示

如果说，父辈的集体缺席还是隐匿在李沧东文学和电影中的暗缝，那么民族伤痛和底层苦难则是贯穿在他叙事逻辑里明明白白的针眼。

上世纪后期，在经历漫长的民族分裂和威权统治之后，韩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大幅向前迈进，但与此同时，贫富分化加剧，资本暴力蔓延，传统秩序失落，人们的价值观受到极大冲击。

当时韩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如韩国前总统金泳三所形容的：“如今，在这块土地上，权威和秩序崩溃了，社会纲纪松弛了，到处蔓延着不负责任，舞弊和腐败，穷奢极欲，金钱万能，乌烟瘴气。”

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成长经历对李沧东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创作前期，他主要以韩国宏大的历史背景为蓝本，通过聚焦边缘人的个人生活、精神世界和命运转变，描摹出两代被历史裹挟、社会戕害的底层人物群像（经历了民族分裂的一代人和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人）。

电影《薄荷糖》（1999）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中年男人金永浩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串联起韩国过去20年的动荡与变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沧东发表的《脐带》以南北分裂为背景，讲述了父亲牺牲后，母亲如何将遗腹子辛苦养大，并在儿子成年后过度干涉儿子生活的故事，这反映出战争所带来的后遗症在一个家庭内部爆发的剧烈苦痛，以及成员之间为斩断家庭脐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关于命运》是一个更直白的寻找父亲的故事。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金兴南，因为觊觎富豪老先生的遗产，冒充是他在战争逃难途中走散的儿子，巧合的是，金兴南正是老先生丢失的儿子，可没等他认祖归宗，老先生就突然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兴南当初觊觎的几十亿财产也全部落入他人之手。

“李沧东试图与社会主义前景或者传统/现代二分法相关的理解人性的各种公式做斗争，探索如何摆脱那些公式，着眼于捕捉生活的真实。”韩国民众文学评论家成民烨在《鹿川有许多粪》附录中这样评价。

进入新世纪之后，李沧东创作中的政治和历史背景逐渐模糊，创作主题转向边缘人的日常生活，呈现个体的情感困顿，探索人类的终极意义。

《绿洲》中，轻微智障、刑满释放的洪忠都没法为自己找到一份正经工作，也不被家人所喜欢，但当他遇到同样被家人和社会放逐的脑瘫重度患者韩恭洙时，两人在彼此慰藉、舔舐伤口的过程中获得了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