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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建的老房子，该拆就得拆了。”王勤的家地处最后完成旧改的区域。上世纪40年代，她的父母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加工厂，“我今年78岁，家就安在这里78年。你看看我，头发全白了”。

随着王勤年龄越来越大，屋子的诸多不便日益凸显。“抽水马桶在二楼，做饭在一楼，洗澡在阳台，走几步就要爬楼梯，现在还能慢慢往上走，以后爬不动了怎么办？” 在旧改征收消息确定前，她已经打探了无数次，“黄浦区的老房子就剩这几处了，啥辰光轮到我们？”

此前希望最大的一次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动迁，“言之凿凿”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大家开心了好一阵，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期望落空，王奶奶特别沮丧：“最悲观的时候，我都怀疑自己有生之年还能不能住上楼房。”

今年7月31日，王勤召集全家人在老屋重聚并拍下合影，她要把照片带到新家去。“几代人的根全在这里，要走了希望大家都能再好好看它一眼”。虽然有不舍，但王奶奶心里更多还是夙愿得偿的喜悦，“看到弄堂里动迁的横幅我就开心，这次是真的要搬了。”

今年上半年，上海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还住在老旧里弄的居民吃尽了苦头。“为了防疫，我们只能在每条弄堂口都装上门板”。 黄浦区建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瑜至今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因为条件差、空间窄、人员多，封控在老街坊里的每一天都格外难熬。那一轮疫情出现前，相关旧改工作已经启动。后来，陈瑜与其他居委会工作人员走街串巷送物资、组织核酸检测时，和居民之间相互打气的话就变成了“等到旧改生效，一切都好了”。

到了6月，上海疫情形势趋于平稳，此前中断的旧改工作继续开展，陈瑜他们明显感觉到一些原本对动迁态度暧昧的居民发生了变化，房屋征收等工作的进度也显著加快。“经历了来势汹汹的疫情，街坊们意识到旧改不再只关乎居住环境的改善，在当下更关系到一家人的健康和安全。”陈瑜说。

没有住过上海弄堂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其中的逼仄，自然也难以体会长久等待后圆梦时的激动。陈瑜知道一位百岁老人，年轻时住在后来成为上海网红景点的田子坊街的老房子里，年纪大了随子女搬到建国东路。在身体还硬朗时，老人总是念叨着想住新房。后来她因病卧床，言语功能减退，但家里人都知道老人心里始终想着这件事。到了搬家那天，工人们刚走进家门，老人的女儿发现母亲的血压一下子窜到了200/110mmHg，“妈妈平时血压都很稳定，她是知道要搬新房了，高兴！”

搬离宝兴里之前，老邻居们依依惜别。受访者供图

量准每一平方厘米

旧区居民“天天盼旧改，日日望动迁”，可这一天真来临时，每户人的想法和做法又不尽相同。

2020年8月，黄浦区宝兴里居民区一轮征收意愿启动投票，当时93岁的原居委会干部须松青第一个投下赞同票。可惜老人没能等到二轮征收方案征询签约就过世了。签约仪式首日，须松青的儿子特意赶在第一个签字，只为完成父亲的遗愿。

有人爽快签约，就有人会“拿起姿态”。扭捏的原因无外乎几点，苦了一辈子终于等来翻身的机会，每平方米都意味着真金白银，先看看别人家能拿多少，自己闹一闹拖一拖说不定就能多分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的房子人户不符，面对征收补偿款，挂着户口的家庭成员也想分一杯羹……房子要征收了，许多沉睡多年的遗留问题和历史纠葛被瞬间 “激活”，有人就在家里放话说：“我不签字，谁也拿不到钱。”

宝兴里居民区位于金陵东路，距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市政府所在的人民广场、外滩等地均只有一公里左右的距离，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地块内老年人多、外来人口多、困难群众多。有数据显示，宝兴里户均居住面积仅12.6平方米。有一栋最初设计给一家人居住的石库门房子，到后来墙上共有两排18只电表，每一只电表就对应着一户人家。

新中国成立后，宝兴里诞生了“申城第一居委”。随着旧城改造进入攻坚阶段，这里又成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基层调研点和支部工作联系点，承担起以点带面推动全市旧改工作的重任。

居民的诉求细碎琐屑，各种问题更似一地鸡毛，“应对起来，却只有情、理、法三种‘工具’”。 宝兴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丽华说，为了让“工具”最大限度发挥作用，所有工作人员都把办公地延伸到弄堂口、灶披间，把每一平方厘米的面积都测量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