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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征收组测量出的面积，街坊老冯一家一直意见不小。一来底层7平方米的灶间因为没写在房本里未计入居住面积，二来二层一个房间因为少部分区域墙面高度不达标，按规定整间屋子都只能按总面积的一半计算赔偿金额。

老冯一家觉得自己吃了亏，这事徐丽华和居委会干部许先铭了解得很清楚。为此他们四次和老冯一起去征收所，从经办人一路问到经理，最终为他争取到二楼房间按面积的三分之二支付赔偿款的结果。灶间的问题没办法“争取”，同样是动迁户的许先铭只能给老冯做工作，“这个灶间以前是公共厨房，确实不能算给任何一家”。

阳台、阁楼、灶间，这些因为原有建筑空间不够而由居民不断搭建或改变用途的区域，是旧改征收计算面积时最有争议的地方。居委会干部李琳很善于给街坊们算经济账，“自己私自搭建的阁楼不论怎么算赔偿款都不亏，毕竟违建本是不被承认的。侬要放平心态，好好考虑”。

利益分配也是不少居民迟迟难以签约的关键原因之一。有一户人家，作为户主的母亲已经去世，老房子征收补偿款380万元由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分配。儿子觉得母亲曾说过要将房子留给他，因此自己是房屋的征收确权人，应该拿走大部分补偿款；可一位姐姐强烈反对，因为她一直和母亲同住，承担了大部分赡养责任，且四姐弟中只有她在动迁后要另寻住处。

由于始终谈不拢，手足间差点要法院相见。徐丽华、李琳和户籍警察曹咏群多次从中协调，除了打亲情牌，还给姐弟们把各项实际成本掰开了一一分析：如果这件事进入司法程序，赔偿款会长时间被冻结，不仅损失了银行利息，自己还要掏钱请律师、打官司，费时费力，得不偿失。最终，四姐弟间达成了每个人都认可的赔偿款分配方案。

细致的工作啃下了“硬骨头”。从2020年1月6日开始签约，到6月26日最后一户居民搬离，宝兴里仅用172天实现全部1136户持证居民100%自主签约、100%自主搬迁，创造了近年来上海大体量旧区改造项目居民签约、搬迁完成时间的新纪录。

按规定，签约率超过85%即意味着旧改方案生效。图为建国东路68街坊、67街坊东块旧改方案生效后人们在庆祝。受访者供图

“动迁母子”

上海虹口区虹镇老街曾是该市中心城区最大的棚户区，90万平方米范围内容纳了超过1.38万户居民。“老土地”陈子明在那里做了近20年居委会干部。

在棚户区，过道只有一线天，左邻的空调外机一不小心就会把热气吹进右舍的窗户；洗漱间、厨房公用，使用高峰时总有人想插队；晾晒区空间有限，没抢到地方的人在马路旁拉绳子晒衣服，不是挡了这家的阳光就是淋湿了那家的东西。日子久了，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时会在街坊间引起口角，有人甚至大打出手。陈子明自嘲自己因此练成了调解矛盾的行家里手。

其实，同样住在老街之中，老陈心中也有不少苦楚：自己的女儿从小到出嫁，一直都在沙发上睡觉——家里实在摆不下第二张床。

2009年，虹镇老街旧改工作启动。说起动迁，很多人都知道其中有“奥秘”。按照上海人的说法，“动迁是‘喇叭裤’，前面紧后面松”“早走吃亏，晚走还能‘添浇头’”。然而，面对大规模城市更新，老办法难以延续。本世纪初，在全国劳模、时任上海安佳房地产动拆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国樑的推动下，该公司负责的多个项目首次尝试“阳光动迁”方案，后来此举逐步在整个上海市推行开来。

所谓“阳光动迁”，就是“一把尺子量到底”，不再是“钉子户最划算”，而是“早搬迁早得益”，“喇叭裤”也变成了前后一致的“直筒裤”。

方法和政策有了，但能否落实才是关键。“阳光动迁”头几年，在张国樑负责的一个地块里，一位叫徐银娣的老人成了最坚决的反对者。明明已经签订了协议，老人又突然反悔。徐银娣的女儿见到张国樑头一句话就是“碰着阿拉老妈，算侬倒霉”。

张国樑知道，老百姓动迁有三怕：怕过程不透明、怕补偿不合理、怕安置房不方便，“说到底就是怕不公平”。为了让徐银娣放心，张国樑想出了一个办法：承诺每年陪她过生日。“这样您每年都能看到我，如果有人多拿了钱，您可以骂我，也可以继续上访告状。” 张国樑这样对老人说。

此后17年，张国樑从未错过徐银娣的生日，并且经常关心老人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由于张国樑与徐银娣的儿子同岁，两人还以母子相称。今年1月，老人去世，她的女儿又对张国樑说了一句话：“你是我老妈这辈子唯一喜欢过的人。”张国樑泪洒当场，“她也是我老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