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是腓特烈大帝和玛丽亚·特雷西亚之间的最后一次战争，他们的统治由彼此之间的战争开始并以彼此之间的战争结束。虽然他们部署的军队是之前七年战争中双方军队规模的三到四倍，但是交战双方们都没有使出全力，这使得这场战争没有较大的战役。尽管双方十分克制，但19世纪早期的一些伤亡估计表明，数万人死于饥饿和与饥饿有关的疾病。卡莱尔更为保守的估计是大约一万名普鲁士人，可能还有一万名奥地利人死亡。迈克尔·霍切林格（Michael Hochedlinger）估计大约三万人的伤亡人数; 罗伯特·卡恩（Robert Kann）没有给出伤亡人数的估计，但表明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霍乱和痢疾。加斯东·博达尔特（Gaston Bodart），其1915年的作品仍然被认为是奥地利军事损失的权威，具体是：五名奥地利将军（他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超过一万二千名士兵，74名军官死于疾病。在小规模行动和小规模冲突中，9名军官和265名士兵死亡，4名军官和123名士兵受伤，但并非致命。六十二名军官和2,802名士兵被俘，137名士兵失踪。超过三千名奥地利士兵失踪。最后，二十六名军官和372名士兵落下残疾。 博达尔特还给出了普鲁士的损失：一名将军阵亡（他的名字已佚），87名军官和3,364名士兵阵亡，受伤或被俘。总的来说，普鲁士减少了10％的战斗力。历史学家们很少发现平民伤亡，尽管平民也遭受饥饿和疾病的困扰。还有其他损害：例如，奥伯施韦德多夫村和哈伯施威特村被火烧毁。

尽管持续时间很短，但战争本身使普鲁士失去了三千三百万弗罗林。对于奥地利来说，成本更高：六千五百万弗罗林，对于一个年收入五千万的土地来讲。约瑟夫自己将战争描述为“可怕的事情......许多无辜人民的毁灭。”

战争的变化

这是欧洲最后一次旧式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外交官在各国首都之间匆匆忙忙地解决陛下之间的分歧。鉴于时间长度——只有六个月，但生命和财富的成本很高。然而，鉴于欧洲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不到一代人所经历的战争规模，这六个月的战争似乎是温和的。然而，尽管历史学家经常将其视为旧制度战争的最后一种古老模式，但此次战争预示着即将发生的冲突，此次战争所部署军队的庞大规模反映了征兵，训练，装备和派遣大军的方式大大改变。而这已经在拿破仑战争前的几代人中完成。

战争也反映了军费开支的新高度，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七年战争结束后，哈布斯堡军队的规模缩小，从1761年的201,311名士兵减至1775年的163,613名。在准备第二次夏季战役时，约瑟夫的军队从1778年夏天的195，108名士兵发展到1779年春天的308，555名士兵。当奥地利参加1779年至1792年期间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时，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从未降至20万以下。它曾多次飙升至三十万以上的士兵，满足防御奥斯曼的需求或镇压奥属尼德兰的起义。军队也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改革。

问题又起

潜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约瑟夫的外交政策决定了哈布斯堡对德意志地区的影响扩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遏制普鲁士在神圣罗马帝国事务中不断增强的实力。 1785年，约瑟夫再次与查尔斯·西奥多达成领土协议，提出用奥属尼德兰的部分领土交换巴伐利亚的部分领土。这次它将是一个直接的交易：领土易换，而不是瓜分。虽然奥属尼德兰是一块富裕的领土，但它却是约瑟夫方面的一根荆棘，那里的群众反对他的行政改革，并占用他在其他地方迫切需要的军事和行政资源。尽管存在问题，但约瑟夫无法完全放弃奥属尼德兰，所以他在谈判时保住了他的尼德兰领地和巴伐利亚领地的一些经济利益。

即使约瑟夫不得不放弃奥属尼德兰，它也意味着“不可战胜的战略地位的易货交易......以及与君主制相邻的巨大领土和政治利益的经济责任。”再次，查尔斯二世·奥古斯特，茨韦布吕肯公爵对可能丧失巴伐利亚人的期望表示不满，而腓特烈大帝再次提供援助。这一次，没有发生战争，甚至没有“土豆战争”。相反，在1785年7月23日，腓特烈在日耳曼诸邦君主间建立“君主联盟”，协调新旧教国家关系，共有14个邦国加入，抵制约瑟夫想以奥属尼德兰换取巴伐利亚的计划。其中普、萨、汉诺威是核心。这些国家共同迫使约瑟放弃了他野心勃勃的计划。约瑟夫的行动非但没有增加奥地利在德意志事务中的影响力，反而增加了普鲁士人的影响力，使得普鲁士看起来像是一个反对贪婪的哈布斯堡帝国主义的守护者，而这与普奥竞争的早期阶段形成鲜明对比，腓特烈大帝通过武力占领了大量德意志土地。并且普鲁士经常不宣而战，导致大多数德意志国家加入奥地利。 1799年，公爵查尔斯·奥古斯特的兄弟马克西米利安四世继承巴伐利亚，他的独生子女于1784年去世。

长期影响：德意志二元论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