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露”中，除了其他人以外，我还不能不涉及奥·维利希先生。维利希的自我辩护书[注：我在1853年纽约出版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378]里作了答复。]，是从他在1853年10月28日“纽约刑法报”[379]上把我的著作评论为“对德意志联邦中央警察局的骇人听闻行动的巧妙批判”开始的。我的著作的出版者雅·小沙贝利茨收到我的手稿以后，1852年12月11日从巴塞尔写信告诉我说：

“您对警察当局的不光彩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是无与伦比的。您给普鲁士的现存制度树立了一座坚实的纪念碑。”

他还补充说，一些权威人士也同意他的看法，而这些“权威人士”的头儿就是卡尔·福格特先生目前在日内瓦的一位朋友。

我的小册子出版七年之后，它使我毫不相识的柏林的艾希霍夫先生——大家知道，艾希霍夫曾被控诽谤施梯伯而受到法庭审讯，——在起诉时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仔细研究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因此，我不仅必须完全维持我最初对施梯伯的控告，控告他违背誓约，而且必须扩大对施梯伯的控告，即控告他在这一案件中的全部证词都是捏造的……对科伦被告们的判决，仅仅是根据施梯伯的证词作出的……施梯伯的全部证词彻头彻尾都是违背誓约的。”(1860年5月9日柏林“福斯报”[380]第一附刊)

福格特本人也承认：

“他〈马克思〉煞费苦心地向被告们的辩护人提供材料，向他们发出起诉的指示……

大家知道，在那里〈即在科伦〉，施梯伯、弗略里等密探提出了亲自伪造的假文件作为‘证据’，而且在那里，在这帮警察败类中间揭露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藏垢纳污的丑恶渊薮。”(“主要著作”第169、170页)

如果福格特用有利于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来证明他对政变的仇恨，那末，我为什么不能用揭露这种宣传的极端卑鄙龌龊来证明“我”同秘密警察当局的“交往”呢？如果警察当局已经掌握了真凭实据，那为什么还要造假的呢？

但是，——福格特教授教训说，——

“然而打击只是打败了科伦马克思同盟的盟员，只是打败了马克思派。”

的确如此，普隆涅斯！难道打击最初不是打败了巴黎的另一个派，接着又打败了柏林的又一个派(拉登多夫案件)，然后又打败了不来梅的其他一个派(死人同盟)[381]等等吗？

至于说到对科伦被告们的判决，那我不妨引证一下我的“揭露”中与此有关的几段：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创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那种纯粹的倾向性。‘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们陪审员先生们表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倾向性的案件’，——泽特(检察官)用这句话宣告法庭辩论开始。而现在(在审理末)他更强调倾向性，以便把警察当局所进行的揭发置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侦查之后，陪审员们需要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材料，以期在舆论面前洗刷自己。

在演了五个星期的警察喜剧之后，陪审员们又需要‘纯粹的倾向’，以期洗清实际材料的污秽。因此，泽特并不满足于迫使检察院作出‘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样一个判决的材料。他还更进了一步。他还企图证明，反对密谋的法律根本不要求什么犯罪构成，而纯粹是倾向性的法律，可见，密谋的概念只不过是用合法手续烧死政治异教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被告们被捕以后颁布的新的普鲁士刑法典去对付他们，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法典似乎包括有减轻惩罚的条款，奴颜婢膝的法庭就以此为借口，允许把它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加以应用。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纯粹倾向性的案件，那为什么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进行审前侦查呢？这是由于倾向。”(同上，第71、72页)[382]“随着普鲁士警察当局亲自伪造并暗中偷运的记录本的真相大白，案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陪审员们已无法承认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了；现在他们必须承认的是：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

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同上，第70页)[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