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舍尔瓦尔的密谋[369]。我在那里指出，施梯伯怎样同舍尔瓦尔(克列美尔的假名)这一工具，怎样同卡尔利埃、格莱夫和弗略里这些产婆，捏造了所谓巴黎德法九月密谋[注：在我的“揭露”印成之后，我才知道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以及普鲁士警探贝克曼(当时是“科伦日报”[370]记者)和佐美尔也都参与了这件事。]，以便弥补引起科伦检察院不满的、在“客观犯罪构成”方面的漏洞，因为原来他们认定科伦的囚徒们是有罪的。

科伦案件[371]期间，我所提出的辩护证据，确凿地证明了舍尔瓦尔同我和科伦被告们没有任何关系，以致同一个施梯伯在10月18日(1852年)还发誓作证，说他的舍尔瓦尔同我们是一伙，而在1852年10月23日(“揭露”第29页[372])就否认了这项证词。他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好放弃把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我们扯在一起的打算。施梯伯总归是施梯伯，但施梯伯毕竟还不是福格特。

我认为在这里重复我在“揭露”中所援引过的关于所谓九月密谋的说明，是完全不必要的。1852年5月初，舍尔瓦尔回到了伦敦。他原是在1850年夏初，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从伦敦移居巴黎的。1852年2月，他被判刑，几个月之后，巴黎警察当局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回到伦敦之初，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我和我的朋友们在1850年9月中就已退出了该协会[373])把他当做一个政治上的蒙难者来欢迎他。但是这场欺骗的寿命并不长。舍尔瓦尔在巴黎的丰功伟绩很快便暴露了，而且也就在1852年5月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人们把他当做一个无耻之徒赶出了协会。1851年5月初被捕的科伦被告们，仍然在被押侦查中。从密探贝克曼由巴黎寄给他的机关报“科伦日报”的一篇简讯中，我了解到：普鲁士警察当局企图事后捏造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科伦被告们有关系。因此，我开始寻找有关舍尔瓦尔的材料。结果我发现，舍尔瓦尔曾在1852年7月向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前大臣和著名折衷主义哲学家冯·雷·[注：雷缪扎。——编者注]先生表示甘愿充当奥尔良派的密探。冯·雷·先生同巴黎警察局的关系帮助他从巴黎舍尔瓦尔的档案中弄到了一些摘要。在法国警察局的报告中，舍尔瓦尔就是Chervald  nommé  Frank，dont  le  véritable  nom  est  Kremer〔通称为弗兰克的舍尔瓦尔特，他的真姓是克列美尔)。档案上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曾经是哈茨费尔特公爵、普鲁士驻巴黎公使的密探，他在complot  franco-allemand〔法德密谋〕中是一个叛徒，目前还是法国的密探，等等。科伦案件期间，我把这些材料通知了一个辩护人——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并嘱咐他在必要时可以说出这些材料是我提供的。当施梯伯在10月18日开庭时发誓说爱尔兰人舍尔瓦尔——他自己说1845年曾因伪造票据在亚琛坐过牢，——仍然被关在巴黎的时候，我立即经当次邮班通知施奈德尔第二：莱茵普鲁士人克列美尔化名舍尔瓦尔“仍然”住在伦敦，每天同普鲁士警监格莱夫碰头，而这个已被判刑的普鲁士罪犯，英国立即会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把他引渡的。如果把他弄到科伦去当证人，施梯伯的把戏就会全被戳穿。

在施奈德尔第二的压力下，施梯伯终于在10月23日宣称，他听说舍尔瓦尔好像已从巴黎逃跑，但他又庄严宣誓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位爱尔兰人现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他同普鲁士警察当局有何关系。实际上，舍尔瓦尔当时已被调到伦敦格莱夫那儿去做临时工作，每周领取固定薪俸。我的材料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引起的关于“舍尔瓦尔的秘密”的辩论，迫使舍尔瓦尔逃离伦敦。我听说他到泽稷岛执行警务去了。我好久不知道他的行踪，直到从纽约出版的“工人共和国报”[374]的一篇日内瓦通讯中，才偶然得知舍尔瓦尔于1853年3月化名纽金特到了日内瓦，1854年夏天又从日内瓦跑走了。可见，他在日内瓦会见福格特时，是在我的那本败坏他的名誉的“揭露”由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几个星期之后。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福斯泰夫式的“历史故事”吧。

福格特硬说他的舍尔瓦尔假逃出巴黎以后马上就到日内瓦去了，可是在这以前他曾硬说：舍尔瓦尔在九月密谋暴露前“几个月”，已由共产主义秘密同盟(同上，第172页)从伦敦“转送”到巴黎去了。这样一来，从1852年5月到1853年3月这段时间便完全不见了，而从1850年6月到1851年9月这段时间则被缩短成“几个月”。只要有一位福格特能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发誓说“伦敦共产主义秘密同盟”是在1850年6月把舍尔瓦尔派到巴黎去的，施梯伯就会什么也干；只要能看到福格特同他的施梯伯一起汗流浃背地坐在证人席上，我也就会不惜付出一切！赌咒发誓的施梯伯同他的鸟儿格莱夫、他的维尔穆特以及他的小玩意儿戈德海姆，同他的Bellelvogt。[注：文字游戏：Greif，Wermuth和Goldheim(小称是Goldheimchen)是警官的姓；同时《Greif》又有“兀鹰”的意思，《Wermut》又有“苦痛”和“苦艾”的意思，《Goldheimchen》又有“金黄色的蟋蟀”的意思；《Bettelvogt》直译是：“乞丐总管”，在这里则为“形形色色败类的保护人”。——编者注]这是多可爱的一帮人啊！福格特的舍尔瓦尔到日内瓦去时，“给纽金特先生很快便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思及其同伙的所有熟人”带去了“介绍信”(第173页)。他“在‘总汇报’的一位记者家里住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大概是由于我的介绍信(即“揭露”)，——接近福格特的机会，后者给了他一项石印工作(同上，第173—174页)，而且同他，就像从前同约翰大公、接着又同普隆-普隆那样，发生了某种“学术上的联系”。“纽金特”有一天在帝国摄政[375]的“办公室”里工作，一位“熟人”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并揭穿他是一个《agent  provocateur》〔“奸细”〕。原来纽金特在日内瓦不仅同福格特打交道，而且忙于“建立秘密团体”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