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瑞士自由派政府便把所谓的“首领”驱逐出境，从而破坏了避难权，——这项权利是以残存的革命军不参加巴登土地上的最后一战为条件的。后来也轮到了“盲从者”。瑞士政府用形形色色的欺骗手法，迫使成千的巴登兵士接受了回国护照，可是他们一回国就落到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宪兵们手里。随后是神圣同盟的威胁，随威胁而来的是穆尔顿的警察手腕。但是，“自由主义的”联邦委员会[368]还不敢像“勇敢的卡尔”做得那样过分。它只字未提“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义的最终日期”。为了面子关系而不得不进行的侦查，结果是一无所得。

外国的“战争威胁”和“政治宣传倾向”，——这就是“为难的”联邦委员会为了给自己辩护而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闪烁其词地提到的一切(见附录2)。“瑞士自由主义”警察的丰功伟绩，决不因造出了“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而达到顶点。1851年1月25日，我的朋友威廉·沃尔弗(“议会的羊群”把他戏称为“议会的狼[注：文字游戏：德文里的Wolff是姓，《Wolf》是“狼”。——编者注]”)从苏黎世写信告诉我：

“联邦委员会采取它惯用的手法，已使流亡者从11000人减少到500人，但是，它在没有把不拥有相当财产或特殊关系的一切人都赶出去以前，是不会安心的。”

不言而喻，为革命奋斗过的流亡者是敌视圣保罗教堂的英雄好汉们的，因为后者以无休止的空谈扼杀了革命。这班英雄好汉竟然毫不羞惭地把他们的敌手转交给瑞士警察当局。

席利到了伦敦之后，福格特的心腹、拉尼克尔这个怪物曾亲自写信告诉他说：

“请设法在某一家比利时报纸上搞几栏来刊登声明，并请不要放过机会来使那些卑鄙的德国狗〈议员们〉在美国不得安生，因为他们已把自己出卖给那个大脖子的外交官〈德律埃〉，成了他的工具。”

现在，大家就懂得“大胆查理”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了：

“我竭尽全力限制流亡者的革命奔波，并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在大陆上或海外找到栖身之所。”

在“新莱茵报”第257号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读到以下一段话：

“海得尔堡1849年3月23日。我们的友人福格特，左派的先进战士，帝国当代的幽默家，帝国未来的巴罗，防止革命的‘可靠信号手’，正在同——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不！——同一些真正的反动分子联合起来。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把羁押在斯特拉斯堡、伯桑松和德国边境其他地方的‘个人’派遣到美国去，换言之，就是流放到美国去……卡芬雅克的军刀制度当做惩罚强加于人的东西，这班先生们却想以基督之爱的名义来得到……大赦死了，——流放万岁！当然，在这里没有pia  fraus〔虔诚的欺骗〕也是不行的，如竟说什么流亡者自己希望迁移等等。但是，据‘湖滨小报’发自斯特拉斯堡的消息说，这种流放计划在所有流亡者中间掀起了真正的怒潮，等等。他们全都希望很快回到德国，即令像福格特先生所动人地说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因此而冒参与某种‘疯狂大胆的行动’的风险。”

然而，对“大胆查理”的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已经说得够多了。

3.舍尔瓦尔

《The  virtue  of  this  jest  will  be  the  incomprehensible  lies  that  this  same  fat  rogue  will  tell  us》.

“这场玩笑的妙处，是在听听这个肥胖的无赖会向我们讲些什么海阔天空的谎言。”[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一幕第二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