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凯尔迪在科伦案件时期发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的一封信，证明当时普鲁士政府正是这样估计业已出现的局势的；他在这封信里说：“政治警察当局的整个命运，要看这一案件的结局来决定。”因此，他要求用1000塔勒作为报酬找到一个人，能在法庭上代表已经逃之夭夭的证人豪普特。当收到辛凯尔迪的另一封信时，这样的人的确已经找到了：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进一步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见附录4)

的确，正是这种科伦陪审员的良好组成，普鲁士的辛凯尔迪—施梯伯制度显得庄严和高尚了。“要是科伦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暂时调到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工作的警察败类在1852年10月就已经了解这一点，即使警察地雷到1853年3月底才在柏林爆炸(拉登多夫密谋)(见附录4)。

由于自由派的怯懦，使得反动派在许多年中横行无阻；这种怯懦表现得愈无止境，自由派事后关于反动时代的叫嚣也就愈加响亮。因此，科伦案件时期，我想在普鲁士自由派报刊上揭露施梯伯的欺骗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失败。这些报刊在自己的旗帜上用大字写着：谨慎小心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而且你将在这种标志下生存。[384]

5.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洛桑中央节

(1859年6月26日和27日)

我们的英雄每次都怀着新的满意心情逃回到……阿尔卡迪亚。我们又在“瑞士遥远的一隅”，在洛桑，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于6月底举行的一次中央节上发现他。卡尔·福格特在这里再一次拯救了瑞士。卡提利纳坐在伦敦，而西塞罗则穿着五颜六色的短上衣在洛桑大发雷霆：

《Jam  jam  intelligis  me  acrius  vigilare  ad  salutem，quam  te  ad  perniciem  reipublicae》．〔“现在你会懂得，我关心共和国的得救，比你关心它的灭亡还要热心。”〕[注：西塞罗“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集”，引自第一篇演说的第4章。——编者注]

关于上述中央节和“圆满的人物”在节日期间所干的英雄业绩的原本报告，偶而保存下来了。格·洛美尔先生在福格特协助下编写的报告的卷头上这样写着：“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央节(1859年在洛桑举行)，1859年日内瓦金十字街马尔库斯·瓦奈书店出版”[385]。我们不妨把这个原本报告和五个月之后出现的“主要著作”比较一下。报告中包括西塞罗-福格特“亲自发表的”演说，他在这个演说的开头吐露了他参加这一节日的秘密。他出现在工人中间，向他们发表演说的原因是：

“最近有人对他提出了严厉的责难，如果这些责难是可靠的，那就必然会根本动摇对他的信任，必然会完全破坏他的政治活动。”“我来到这儿”，——他接着说，———“我来到这儿是为了要在这儿发表演说，公开反对〈上述的〉阴谋诡计。”(报告第6—7页)

有人指控他进行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活动，他应当拯救他的政治活动，按照自己的习惯用舌头来保护自己的一张皮。在徒劳无益地舞弄了一个半小时的舌头之后，他想起了狄摩西尼的劝告：“辞令的灵魂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然而什么是行动？在美洲有一种叫做臭鼬的小兽，它在死亡威胁面前只有一种防御手段，即进攻性气味。它在遭到攻击时，便从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喷射出一种液体，把你的衣服烧坏；要是这种液体落在你的皮肤上，那你在一个时期内便不能同任何人接触。这种气味简直奇臭刺鼻，以致一旦猎狗惊起一只臭鼬，猎人们就得急忙逃跑，吓得比狼或者老虎跟在后面时跑得还快。对狼和老虎是可以用火药和铅弹来防御的，但对臭鼬的a  posteriori〔屁股〕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就是行动！——这位入了“兽国”[386]国籍的演说家自言自语地说，并且立即把臭鼬的芬芳向他的假想的迫害者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