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吧。“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起义的日期！”“绝对保守秘密的准备工作！”“或步行、或乘船、或骑马绝对秘密地从四面八方集中”。这位“大胆查理”钻研我在“揭露”中戳穿的施梯伯的那一套手法，显然没有白费力气。

实际情况是这样：李卜克内西在1850年初担任日内瓦工人协会主席。他建议当时在瑞士的彼此毫无联系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联合起来。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于是便决定向24个不同的工人协会发出书面通知，邀请它们到穆尔顿集会，讨论拟议中的组织问题和创办共同机关报问题。日内瓦工人协会内部的辩论，通知书的分发，其他24个工人协会内部有关此事的讨论，都是公开进行的，举行穆尔顿代表大会的日期也是公开的。如果瑞士当局要禁止这个大会，那它在开会前一个月就能办到。但是自由派分子德律埃先生的计划，却是玩弄戏剧性的警察手腕，他当时正在物色一个他可以一口吞下去的人，以便使当时正在进行威胁的神圣同盟心满意足。作为工人协会主席在代表大会通知书上署名的李卜克内西，获得了公认的主谋者的荣幸。人们把他同其他代表隔离开来，在夫赖堡塔楼顶上给了他一处免费住所，他能在那里极目远眺，自得其乐，甚至每天有权在塔楼的平台上散步一小时。对待他的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把他隔离。他曾多次请求把他同其他代表拘禁在一起，可是每次都遭到拒绝。但福格特懂得，警察当局对自己的《moutons》[注：指专门放进被捕者中间去的密探，旨在刺探必要的情报(直译是：公羊)。——编者注]不予隔离，反而要把这些“令人喜欢的交谈者”硬塞进被捕者的内部去。

两个月以后，李卜克内西同一位姓格贝尔特的人一起被夫赖堡的警察局长送往伯桑松，在那里，他像他的这位盟内同志一样，得到了法国当局允许前往伦敦的通行证，但是接到警告说，要是他们不按照指定路线前往，就要把他们发配到阿尔及利亚去。由于这次出乎意料的旅行，李卜克内西失去了他在日内瓦的大部分什物。不过，也应当对卡斯特拉、法列尔以及当时夫赖堡政府的其他委员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不论对待李卜克内西，或者对待穆尔顿的所有囚徒，都是非常人道的。这些先生们还记得：不过是几年以前，他们自己也蹲过监狱或者流亡过，而且公开对大科夫塔[366]德律埃强加于他们的那种警察职权表示厌恶。对在押的流亡者的待遇，并不像流亡的“议员们”所想的那样。因此，目前还在瑞士的一个家伙，某一位议员先生，认为有责任出版一本抨击性小册子，来痛骂所有在押的人，特别是李卜克内西，因为他的“革命”思想超出了议会健全理智的界限。可是“大胆查理”似乎还不满足于李卜克内西所受到的“特别照顾”。

我们这位“大胆查理”的全部蹩脚文章的特点，就是带有剽窃痕迹。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瑞士自由派习惯于对他们的牺牲者散布流言蜚语，说他们犯了进行moucharderie〔间谍活动〕的罪行，以便使自己的粗暴驱逐令带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法济驱逐了司徒卢威，公开宣布他是“俄国间谍”。同样地，德律埃宣布布瓦肖是法国mouchard〔间谍〕。图尔特下令在日内瓦大街上突然把席利抓起来送往伯尔尼监狱塔楼以后，也是用同样手法contra〔对付〕他的。《Le  commissaire  maire  fédéral  Monsieur  Kern  exige  votre  expulsion》〔“联邦委员、市长凯伦先生要求驱逐您”〕，——当席利提出为什么这样粗暴对待他时，权大无边的图尔特这样回答说。席利说道：《Alors  mettez-moi  en  présence  de  Monsieur  Kern》〔“那就让我见见凯伦先生”〕。图尔特却说：《Non，nous  ne  voulons  pas  que  M.le  commissaire  fédéral  fasse  la  police  à  Genève》〔“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先生干日内瓦的警务〕。这一回答的逻辑，跟同一个图尔特在担任瑞士驻都灵公使时所表现的绝顶聪明相比，可说毫无逊色；在萨瓦和尼斯的割让已是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之后，他写信告诉瑞士联邦主席说：卡富尔拚命地反对这种割让。然而，也许是同铁路有关的外交问题当时把图尔特的正常机敏弄迟钝了。在席利已被极其严格地secret〔单独监禁〕在伯尔尼之后，图尔特才给他的粗暴的警察行动点缀上“自由主义的性质”，才向德国的流亡者，例如芬克博士窃窃耳语：“席利同凯伦秘密勾结，并向他密告日内瓦的流亡者，等等”。甚至日内瓦“独立报”[367]当时也认为：“把对流亡者进行系统的诽谤提高为国家原则”是日内瓦政府的一种人所共知的罪孽(见附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