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特从他的马松手中夺过手提香炉，以便亲自把它摇来晃去。他在马松式的美德目录里加上：“冷静持重”、“施展计谋的巨大才干”、“蛇一般聪明”、“坚忍”(第28页)，随后，像前室的塔西佗那样嘟囔什么“这个统治权的起源是恐怖”，这无论如何是荒谬的。首先，他必须把他的英雄的小丑形象，戏剧性地装扮成伟大人物，因此，“小拿破仑”[497]就变成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同上，第36页)。

福格特喊道：“如果目前的情况也使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的〉统治发生变化〈说得多么谦虚：变化！〉，那末我们方面就一定热烈地祝贺成功，虽然现今我们面前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远景。”(同上，第29页)

这位满心祝贺成功的颇有同情心的小子装得怎样一本正经，可以从下面这段话看出来：

“但是，在持续和平的局面下，国内状况将因此日益变得更加动荡不宁，因为法国军队同一些有教养的人的党派所保持的关系，例如，就比在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存在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为正是这些党派能在军官中间得到响应，所以，有朝一日，皇帝所拥有的政权的唯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可能从他的手中滑掉。”(同上，第27页)

这样看来，在“持续和平”的局面下，“国内状况”已“日益”变得“更加动荡不宁”。因此，福格特应当竭力使路易·波拿巴易于破坏和平。军队，他的“政权的唯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有从他的手中“滑掉”的危险。所以，福格特证明：欧洲的任务在于借助意大利的“局部”战争，重新使法国“军队”拴在路易·波拿巴的手上。的确，1858年底，巴登格，这位被巴黎人无礼地称之为“伯父的侄子”的人所扮演的角色，看来要以可怕的结局告终。1857—1858年的普遍商业危机，使法国工业瘫痪了。[注：的确，正是工业繁荣使路易·波拿巴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发现及其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使法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一般说来，二月革命归根到底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而遭到了失败。]政府为了制止危机尖锐化而采用的手段，使这场灾难变成了慢性的，因而法国的商业停滞状态一直拖延到意大利战争爆发。另一方面，1857—1859年粮价暴跌，从而各种congrès  agricoles〔农户代表大会〕都开得怨气冲天，说由于粮价低落和高额税收，法国农业将无法维持下去。路易·波拿巴发布命令，责成全法国的面包师设置粮仓，企图用这种办法来人为地提高粮价，他的这种可笑企图只不过暴露了他的政府束手无策和仓皇失措。

政变制度的对外政策，只不过是要想扮演拿破仑的企图的一系列失败——只不过是总以正式的退却告终的一些袭击。路易·波拿巴对美利坚合众国使用的阴谋，他想恢复奴隶贩卖所采取的手段[498]，他对英国的装模作样的威胁，就是如此。路易·波拿巴当时对瑞士、撒丁、葡萄牙和比利时——尽管在比利时他甚至无法阻挠安特卫普的设防，——擅自采取的无耻举动，更明显地证明了他在大国面前的惨败。在英国议会里，“小拿破仑”已成了惯用语，而“泰晤士报”在1858年的总结文章中，则带着嘲笑的口吻把“铁人”改称为“树胶人”。其实，奥尔西尼的炸弹已像闪电似的照明了法国的国内状况。事实表明，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仍然像政变初期一样不巩固。《Lois  de  sûreté  publique》[499]暴露了他的完全陷于孤立的状态。他不得不把政权让给他自己的将军们。法国按照西班牙的方式分成了五个镇守司令区，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成立摄政政府以后，佩利西埃实际上被认为是法国的最高掌权者。[500]但是恢复terreur〔恐怖手段〕已不再使人感到可怕了。奥斯特尔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不是显得令人害怕，而是显得丑陋可笑了。[501]蒙塔郎贝尔能在巴黎扮演汉普顿，贝利耶和杜弗尔能在他们的法庭辩护词中道出资产阶级的希望，而蒲鲁东则能在布鲁塞尔宣扬附有acte  additionel〔补充条例〕的路易-菲力浦主义[502]，可是路易·波拿巴本人却向全欧洲承认了玛丽安娜的威力日益壮大。在夏龙起义[503]期间，军官们听到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消息后，不是去猛攻起义者，而是首先热心地向省政府打听巴黎成立共和国是不是真的，——这有力地证明了，甚至军队也把复辟帝国看做是一出已演到最后一场的哑剧。巴黎傲慢无礼的军官们的可耻决斗是同使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们声誉扫地的可耻交易同时并存的！英国的帕麦斯顿内阁由于同路易·波拿巴的结盟而倒台了！[504]最后是，国库的状况，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把它充实起来！在1858年底，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状况就是如此。要么虚有其表的假帝国政权必然垮台，要么必须使由1815年条约所规定的疆界以内的拿破仑帝国的可笑丑剧收场。但是，为此就要求一种局部战争。当时只要出现同欧洲开战的前景，就足以使法国发生爆炸。每一个小孩子都懂得霍斯曼在英国议会里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