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关于意大利战争的计划不论能否实现，但至少有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他的计划遭到了强烈的、看来是出乎意料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现于法国舆论对计划表示冷漠的态度，表现于对皇帝的计划根本不予同情……他提出要战争，而法国人民却只表现出惊慌和不满，国家纸币贬值，对税吏的恐惧，彻底扑灭了尚武精神和政治热情，国家的商业部门陷入混乱状态，农业地区由于害怕又要征兵和增加捐税而流露出不满和消极情绪；把皇帝的制度看成是一种反对无政府状态的pis  aller〔下策〕而给以最有力支持的那个政界，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反对战争；总之，很明显，路易·波拿巴发现各阶级居民都对打仗、甚至对为意大利打仗抱着广泛而深刻的反对态度，这种态度是他不曾料想到的。”[注：在考莱勋爵离职期间，在巴黎代替他的那位切尔西勋爵写道：《The  official  disavowal〈载于1859年3月5日“通报”〉of  all  warlike  intentions  on  the  part  of  the  Emperor，this  Imperial  message  of  peace，

has  been  received  by  all  classes  of  Paris  with  feelings 

of  what  may  be  called  exultation》.(1859年1—5月出版的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  88)。(“皇帝正式放弃一切尚武意图，皇帝的这个和平通告，已为巴黎各阶级异常热烈地接受了。”)]

为了同法国人民的这种情绪相对立，丹屠出版的那一部分原著小册子问世了，这些小册子“以人民的名义”向“皇帝”提出下列要求：“帮助法国最终庄严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莱茵河”，并且不再阻挠“尚武精神”和“人民要求解放各民族的意愿”。福格特竟同十二月的娼妇们一鼻孔出气。正当法国坚定地要求和平的意愿引起欧洲惊奇的时候，福格特却发现“现在，这个好动的人民〈法国人〉看来充满了尚武情绪”(同上，第29、30页)，发现路易先生不过是在追随“盛行的时代思潮”，而这种思潮恰好表现在要求“各民族独立”这样一种意愿上(同上，第31页)。当然，他不相信他所写的任何一个字。他在号召民主派同他进行合作来宣传波拿巴主义的那个“纲领”中，详尽地说过：意大利战争在法国是不受欢迎的。

“最初，我看不出对莱茵河有什么危险；但危险可能是后来出现的，在那里或者在英国作战也许会使路易·波拿巴变成几乎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可是在意大利作战却是不受欢迎的。”(“主要著作”第34页，文件)[注：Nota  bene〔注意〕：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同“通报”和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一起再三地说：“独特的命运无常使这个人(路易·波拿巴)以民族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最前列”(第35页)；“当在民族解放范围内遵循这一政策的时候，必须协助它”，并且“必须等待由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来进行这种解放”(第36页)。相反地，福格特在写给民主派先生们的“纲领”中却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预防来自这种人方面的帮助。”(“主要著作”第34页，文件)]

如果丹屠出版的一部分原著小册子竭力用传统的征服幻影来使法国人民摆脱“和平的昏睡状态”，并竭力使路易·波拿巴的个人愿望借国民的嘴巴说出来，那末，以“通报”为首的另一部分小册子的任务，首先是使德国相信：皇帝厌恶攫取领土，他的理想的使命是要成为解放各民族的救世主。一方面证明他的政策大公无私，另一方面证明他有解放各民族的意愿，这些证据都是很容易背得烂熟的，因为这些证据经常在重复，而且老是在围绕着两个基本点转来转去。证明十二月政策大公无私的证据就是克里木战争。证明解放各民族的意愿的证据就是库扎上校和罗马尼亚民族。在这里，调子是直接由“通报”定的。见1859年3月15日“通报”论克里木战争。1859年4月10日“通报”是这样论述罗马尼亚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