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俄国说成是自由主义和民族意愿的保护者，并不是什么新货色。法国和德国的许许多多启蒙学者就曾把叶卡特林娜二世誉之为进步的旗手。“高尚的”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把他贬称为Le  grec  du  Bas  Empire〔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注：转意是：口是心非的奸诈汉。——编者注])曾扮演过全欧自由主义的英雄。难道他不曾用俄国的文明财富为芬兰造福？难道除了宪法而外，他不曾还把一个俄国首相黎塞留公爵慷慨地赐给法国？难道他不是“赫特里”[484]的秘密领袖，虽然他同时在维罗那会议上通过卖身投靠的沙多勃利昂怂恿路易十八讨伐西班牙的暴乱[485]？难道他不曾通过斐迪南七世的一个接受忏悔的神甫，唆使斐迪南七世征讨起义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而同时却答应北美合众国总统，说他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进行任何干涉？难道他不曾派遣伊普西朗蒂充当“神圣的希腊人义勇队的领袖”前往瓦拉几亚，并通过同一个伊普西朗蒂出卖了这支义勇队，同时谋杀了瓦拉几亚起义者的领袖弗拉基米烈斯库？1830年以前，各种语言、诗歌和散文把尼古拉也捧为民族解放的英雄。当他在1828—1829年对马茂德二世开战要解放希腊人时，——恰好是在马茂德拒绝让俄军过境去镇压希腊起义之后，——帕麦斯顿在英国议会宣称：俄国解放者的敌人，必然是世界上的那些庞然怪物——唐·米格尔、奥地利和苏丹——的“朋友”。难道尼古拉为了对希腊人表示慈父般的关怀，不曾给他们派一个俄国将军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去担任总统？但是，希腊人并非法国人，他们杀死了高尚的卡波第斯特里亚。尽管尼古拉从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时起，主要扮演的是正统派的保护人，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协助“民族的解放”。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1843年9月爆发的旨在宣布宪法的希腊革命，是由俄国驻雅典公使卡塔卡集领导的，此人原先是纳瓦林惨败[486]时海军上将葛伊甸的顶头上司。俄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馆曾是1842年保加利亚骚乱的中心。俄国将军杜加美尔于1842年春在领事馆里接见了保加利亚代表团，向它说明了总起义的计划。塞尔维亚应成为起义的后备力量，而俄国将军基谢廖夫则应成为瓦拉几亚的君主。在塞尔维亚起义时(1843年)，俄国通过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怂恿土耳其对塞尔维亚人采用暴力，以便随后利用这个借口在反对土耳其人时争取欧洲的同情和狂信。沙皇尼古拉的解放计划也丝毫没有把意大利排除在外。一度曾经是马志尼派的巴黎机关报“青年意大利”，在1843年11月的某一号上这样写道：

“罗曼尼亚新近发生的骚动和希腊爆发的运动，两者之间多少是有联系的……意大利的运动已遭到了失败，因为真正的民主派拒绝参加这一运动。共和派分子不愿支持由俄国发起的运动。为了在意大利发动总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运动应在那不勒斯开始，因为在那里，可能有一部分军队起来领导起义，或者直接投到爱国者方面来。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始以后，伦巴第、皮蒙特和罗曼尼亚应随之响应：应当建立以欧仁·博阿尔奈的儿子、沙皇的女婿——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青年意大利’粉碎了这个计划。”

1843年11月20日的“泰晤士报”[487]就“青年意大利”的这一报道指出：

“如果这个伟大目标——建立以俄国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能够实现，那就更好了；但是，在意大利发生的任何突然事件都可能得到另一种更直接的、即使不是那么巨大的好处：引起奥地利惶恐不安，并且转移它对俄国在多瑙河的一套可怕的(fearful)计划的注意力。”

1843年，尼古拉对“青年意大利”[488]的号召毫无结果以后，便于1844年3月把布帖涅夫先生派往罗马。布帖涅夫代表沙皇把一项计划通知教皇[注：格雷哥里十六。——编者注]，计划规定，把俄属波兰割让给奥地利以换取伦巴第，后者应组成以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王国。当时罗马教廷的英文机关报“小报”，于1844年4月就这一建议写道：

“这项美妙的计划使罗马宫廷醉心的是：波兰落到了天主教手中，而伦巴第仍然处于天主教皇朝治理之下。但是，罗马外交界的老手们懂得，虽然奥地利能勉强保卫自己的领地，同时，大概迟早又会失去自己的斯拉夫各省，可是把波兰割让给奥地利，——即使真是这样，——只不过是以后要偿还的一笔债款，一旦以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真的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很快也就必然落到俄国统治之下。因此，这项被推崇备至的计划就暂时被搁在一边了。”

“小报”在1844年就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