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在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中的看法一样，在这里他也以为路易·波拿巴推动了所谓俄国的农奴解放，为此目的，他把成为这种推动力的英、土、法对俄战争变为“法国战争”(同上，第9页)。

谁都知道，响亮而坚决地要求解放农奴的呼声，开始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沙皇尼古拉毕生研究了农奴解放问题；为此，他在1838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产业部，在1843年下诏这个部进行准备工作，而在1847年甚至颁布了一些对农民有利的关于出卖贵族领地的法律[476]，但是到了1848年，由于害怕革命，他又废除了这些法律。因此，如果说农奴解放问题，在“好心的沙皇”——福格特是这样亲切地称呼亚历山大二世的，——时期已有了极为重大的进展，那显然是由于即使沙皇也奈何不得的经济关系的发展造成的。此外，按照俄国政府的精神去解放农奴，就会使俄国的侵略性增强千百倍。这种解放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障碍，从而使专制扩大到极限；这类障碍就是大专制君主迄今所遇到的俄国贵族中以农奴制为依靠的无数小专制君主和自治的农民公社，这种公社的物质基础，即公社所有制，是要被所谓解放消灭的。

但是，俄国农奴对解放的理解同政府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俄国贵族对解放又有另一种理解。因此，“好心的沙皇”发现，农奴的真正解放同他的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正如好心的教皇庇护九世曾经发现，意大利的解放同教廷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一样。因此，“好心的沙皇”把进行侵略战争和执行俄国的传统对外政策(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说这一政策是“不变的”[477])看成是延缓国内革命到来的唯一手段。多尔哥鲁科夫公爵在其1860年出版的“俄国真相”[478]一书中，对所谓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千年王国的谎言，进行了致命的批判和驳斥；这类谎言从1856年起由俄国的雇佣文人尽心竭力地传遍全欧，1859年又由十二月骑士们响亮地给以宣扬，福格特也盲目地在他的“研究”中加以重复。

还在意大利战争爆发以前，“白沙皇”同“十二月英雄”之间订立的同盟，——按照福格特的说法，这是专门为了各民族的解放而订立的，——就已在多瑙河各公国经受了考验，在那里，罗马尼亚民族的统一和独立，由库扎上校被选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君主而得到了巩固。[479]

“奥地利拚命抗议，法国和俄国则表示赞同。”(同上，第65页)

在俄国内阁于1837年给当时沙皇草拟的报告书(1855年的“普鲁士周刊”[480]曾经转载过)中，我们可以看到：

“俄国不喜欢一下就把有异己分子的国家合并过来……无论如何，对已决定要取得的国家，让一些特别的、但完全依从的执政者去治理一个时期，就像我们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所做的那样，是更为合适的，等等。”

俄国在把克里木合并之前，它曾宣布克里木的独立。

我们在1814年12月11日的俄国宣言中可以看到：

“波兰人，你们的保卫者亚历山大皇帝向你们呼吁。为了保卫你们的祖国和维护你们的政治独立，你们自己武装起来吧。”

多瑙河各公国啊！从彼得大帝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以来，俄国就关心这些公国的“独立”了。在涅米罗夫会议(1737)上，女皇安娜要求苏丹让多瑙河各公国在俄国的保护下获得独立。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福克夏尼会议(1772)上，坚持各公国在欧洲的保护下获得独立。[481]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这种努力仍在继续进行；在他把贝萨拉比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482]以后，这种目的就达到了。尼古拉甚至通过基谢廖夫，用至今还有效的“组织规程”为罗马尼亚人造福，它在全欧洲对这部自由code〔法典〕的欢呼声中建立了极其丑恶的农奴制度。[483]亚历山大二世使多瑙河各公国在库扎统治下实现的准联合，只不过是把他的前辈执行了一个半世纪的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福格特发现：由于实行了在俄国藩属统治之下的这种联合，“各公国将成为阻挡俄国南进的障碍”(同上，第64页)。

因为俄国欢迎库扎的当选(同上，第65页)，所以非常明显：好心的沙皇不遗余力地堵塞了自己“南进的道路”，虽然“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俄国政策一贯追求的目标”(同上，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