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动摇态度促使法国皇帝的对外政策得到成功时，法国将会支持它的皇帝，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一旦我们对他进行坚决的反抗，法国就会把他抛弃。”

一切都由能不能使战争局部化来决定，也就是说，进行战争要得到欧洲最高当局首肯。最初，法国本身需要用一系列虚假的和平谈判和谈判的再三失败来逐步准备战争。但是，路易·波拿巴在这里也陷入了窘境。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带着路易·波拿巴提出的并得到英国(得比)内阁同意的建议前往维也纳。在那里(见上引的蓝皮书)，这些建议在英国的压力下出乎意料地被接受了。考莱还没有来得及返回伦敦报告争端已得到“和平解决”，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路易·波拿巴已放弃了他自己的建议，而同意俄国提出的建议，即召开会议来商定反对奥地利的措施。只是由于俄国的干预，战争才变成了可能。如果俄国不再需要路易·波拿巴执行它的计划，——或者是为了同法国共同实现这些计划，或者是为了通过法国的打击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变成它的优柔寡断的工具，——那末，路易·波拿巴当时就已被推翻了。但是，尽管得到了俄国的暗中支持，尽管得到了在贡比臬赞同普伦贝尔密谋[505]的帕麦斯顿的允许，可是一切仍然取决于德国的行动，因为：一方面，在英国还是托利党内阁当政，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欧洲战争，就可能使当时法国暗中对波拿巴制度所抱的不满情绪突然迸发。

福格特自己失口说，他唱“路易之歌”，并不是由于同情意大利，也不是由于害怕怯懦而保守的、既束手无策又粗野无礼的奥地利专制制度。相反地，他认为：如果奥地利——顺便说一说，它是被迫开始战争行动的，——甚至一开始就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那末，

“在法国无论如何会爆发革命，蒂国会崩溃，一个崭新的未来会到来”(同上，第131页)。他认为，“归根到底，奥地利军队在法国人民的解放力量面前将是支持不住的”(同上)；还认为，“所向无敌的奥地利武装力量，在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中，会给自己树立敌人，这种敌人必定会把奥地利军队消灭”。

但是，对福格特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桎梏，而是使法国俯首听命于路易·波拿巴。

难道还需要证据来证明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之一吗？

不应该忘记，正当路易·波拿巴最初发现自己的解放各民族、特别是意大利民族的使命时，法国正在演出一幕史无前例的戏剧。整个欧洲都对法国拒绝接受《idées  napoléoniennes》[506]所表现的那种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而感到惊讶。甚至立法团的《chiens  savants》〔“有学问的狗”〕用以欢迎莫尔尼的和平保证所表现的热情；“通报”时而斥责国民对物质利益孜孜以求、时而斥责国民缺乏爱国的毅力、时而斥责国民怀疑巴登格这个统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等等所用的不满腔调；告法国各商会的官方安抚messages〔文告〕；皇帝的《étudier  une  question  n’est  pas  la  créer》〔“研究问题不等于提出问题”〕的保证，——所有这些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对这一出异乎寻常的戏剧感到惊讶的英国报刊，满纸都是好心的胡言乱语，说法国人的性格已发生和平主义的转变；交易所在议论“会不会打仗”的问题，把它看做是希望打仗的路易·波拿巴同不希望打仗的国民之间的一场“决斗”；人们在打赌谁将获胜，是国民还是“他伯父的侄儿”。我只想从伦敦的“经济学家”[507]杂志引证几处来阐明一下当时的情况，这家杂志是西蒂区的机关报，是意大利战争的预言者，是威尔逊(不久前去世的印度财政大臣和帕麦斯顿的工具)的产儿，它享有很大威望。

“被它所引起的巨大激动弄得惶惶不安的法国政府，现在采取了安抚手段。”(1859年1月15日“经济学家”)

1859年1月22日的一期“经济学家”，在一篇题为“法国皇帝的实际权限”的文章里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