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福格特要向我们证明：“小拿破仑”并不是真拿破仑！福格特可以用同样的权利在1851年预言：侄儿——除了斯特拉斯堡冒险、远征布伦和萨托里的腊肠阅兵之外，他根本拿不出什么货色来同第一次意大利战争和远征埃及相比，——永远不会模仿雾月十八日[511]，更不会给自己戴上皇冠。然而，在这里却存在着“同旧的拿破仑政策不一样的重大区别”。进行反对欧洲同盟的战争和在欧洲同盟的允许下进行战争，——这是另一个区别。

“光荣的克里木战役”，在这一战役中，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联军两年以后“占领了”俄国的半个要塞，但为此却让俄国夺得了土耳其的整个要塞(卡尔斯)，并且在巴黎会议上签订和约[512]时不得不谦逊地“请求”敌人“允许”他们能顺利地把自己的军队调回国去，——的确，把这个战役说成是什么战役都可以，只是不能把它说成是“拿破仑式的”。总而言之，它只在巴赞库尔的小说[513]里才是光荣的。但是克里木战争暴露了许多问题。路易·波拿巴出卖了假盟友(土耳其)，以便同假敌人结成同盟。巴黎和约的第一个结果是牺牲了“切尔克西亚民族”，是俄国人完全消灭了克里木的鞑靼人以及使波兰和瑞典的民族希望破灭，这种希望原是寄托在西欧对俄国的十字军征讨上的。而从克里木战争中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路易·波拿巴不敢再进行第二次克里木战争，不敢失掉旧军队和欠下新国债，以换取大家承认法国有足够的财富来《de  payer  sa  propre  gloire》〔“为自己的光荣付出代价”〕，换取路易-拿破仑的名字在一项欧洲条约里出现，换取“欧洲保守的报刊和王朝的报刊”都照福格特的高度评价(同上，第32页)一致承认“皇帝圣上的勇武、贤明和有节制”，换取当时整个欧洲把真拿破仑才受之无愧的全部honneurs〔荣誉〕都献给他，但只要路易·波拿巴照路易-菲力浦的榜样适当地使自己保留在“实际上明智的疆界之内”，即保留在1815年条约规定的疆界之内，并且一刻也不忘记那根把小丑同他所扮演的英雄分开来的细线。政治上的鬼蜮伎俩、君主和社会状况——这些情况使十二月帮的头目能够起初在法国境内、然后在法国境外扮演拿破仑的角色，——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时代所特有的，但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编年史来说却是不适宜的。

“但至少事实仍然是这样：目前法国在东方的政策是符合一个民族〈罗马尼亚民族〉力求团结的意愿的。”(“研究”第34、35页)

上面已经提到，库扎所保持的位置，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总督，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诸侯的。在“一八六○年的欧洲”地图上，作为诸侯出现的是梅克伦堡大公。当然，俄国把罗马尼亚的这种解放的全部honneurs〔荣誉〕都归于路易·波拿巴，而它自己则取得这一解放的一切实际利益。阻碍路易·波拿巴进一步实现他的善良意图的是奥地利。因此，意大利战争应当把奥地利从一种障碍物变为一种工具。

早在1858年，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者就已利用他的无数传声筒，围绕“罗马尼亚民族”这个题目吹奏了各种变调曲。因此，福格特的权威人士科苏特先生于1858年11月20日在格拉斯哥的讲演中就能给以回答：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正在获得一部在秘密外交洞穴里制订出来的宪法……实际上，它恰好是赏赐给俄国的一部宪章，让它在多瑙河各公国作威作福。”(《It  is  in  reality  no  more  nor  less  than  a  charter  granted  to  Russia  for  the  purpose  of  disposing  of  the  Principalities.》)

因此，路易·波拿巴在这些公国里滥用“民族原则”，是为了掩盖他把多瑙河各公国转送给俄国，正如奥地利政府在1848—1849年滥用“民族原则”，是为了借助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霍尔瓦提人和瓦拉几亚人等等来绞杀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革命一样。

罗马尼亚人民，——而为他们操心的既有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又有利欲熏心的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的贵族流氓；其中多数流氓甚至不是罗马尼亚人，而是一群从外国跑来的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仿佛是一个东方的十二月帮，——罗马尼亚人民一如既往地在极其丑恶的徭役制的桎梏下受苦受难，而这种徭役制只有俄国人借助于“组织规程”才能组织起来的，只有东方的demimonde〔半上流社会〕才会予以支持的。

福格特为了用自己的一套词藻去美化从丹屠出版的原著中借用来的智慧，他这样说：

“南方的一个皮蒙特已够使奥地利操心的了，它不需要东方再来一个。”(同上，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