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前，凯伦博士同冯·图温奈尔先生在巴黎外交部举行了会晤，会晤时在座的有考莱勋爵。图温奈尔向可敬的瑞士代表声明说，联邦政府的犹豫和抗议是带侮辱性的，因为它们看来是由于不信任皇帝陛下政府而产生的。如果想到拿破仑皇帝在许多场合，尤其在纽沙特尔冲突中给(rendered)联邦帮过忙(services)，那末，这种行为就是极大的忘恩负义。不管怎样，既然瑞士已盲目得不信任自己的恩人，那就要它自己对后果负责。”

须知，福格特早在1859年3月就企图除掉瑞士盲目的反波拿巴政党的眼翳了。一方面，他指出“皇帝真正帮过忙”。另一方面，“皇帝所引起的不愉快”，比起国王路易-菲力浦所引起的不愉快来，“简直就黯然失色了”(同上，第39页)。例如，1858年，联邦委员会“遵照皇帝的敕命”驱逐了“一些可怜人，他们的全部过错就在于他们是意大利人”(第37页)；1838年，联邦委员会不顾路易-菲力浦的威胁，拒绝驱逐路易·波拿巴，后者的全部过错不过是：他在瑞士策划反路易-菲力浦国王的密谋。1846年，瑞士不顾路易-菲力浦“摩拳擦掌”，决心同宗得崩德作战：对于爱好和平的国王来说，这就意味着，他的威胁是不足惧的；1858年，当路易·波拿巴侵犯达普谷地[519]的时候，瑞士只不过稍稍装腔作势一番。

福格特自己说：“路易-菲力浦在欧洲苟延残喘；所有的人，甚至连正统主义的小君主都瞧不起他，因为他不敢执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同上，第31页)但是，“皇帝对瑞士的政策，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大邻邦的政策，这个邻邦知道归根到底它能够取得它想要取得的一切”(同上，第37页)。

于是，福格特用格朗基奥的逻辑作出结论说，让瑞士有一个“知道可以对瑞士为所欲为的强大邻邦”，而不是一个“谁都瞧不起的路易-菲力浦”，“从纯瑞士立场来看，这种改变只能令人感到莫大的喜悦”(第39页)。

在为必要的情绪预先作了布置的这个开场白之后，接着就是联邦委员会于1859年3月14日的照会的德文译文。令人奇怪的是，虽然联邦委员会在照会中引证了1815年条约[520]，虽然同一位福格特把这种引证看成是“伪善”的，但他仍然对这个照会推崇备至。“带着你们的伪善滚开吧！”(同上，第112页)[注：实际上，保护瑞士中立的，并不是“条约”，而是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互箝制的利益。英国驻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同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泽会谈以后写信给约翰·罗素勋爵说：“瑞士人懂得……最近时期的事件，大大地改变了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对比重，因为在纽沙特尔冲突之后，普鲁士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奥地利已被削弱了，而法国则比过去无可比拟地强大了。”]

福格特进而研究“对瑞士中立的首先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同上，第84页)，他提出了不必要的证据，说这一次无须征服皮蒙特的法国军队，既不会通过辛普朗，也不会通过大柏纳德山口。同时他发现一条并不存在的“经蒙塞尼山隘、经费涅斯特雷利到达斯图腊河谷”(同上，第84页)的陆路。这个河谷其实叫做多腊河谷。因此，瑞士并不受到法国方面的威胁。

“不能同样泰然自若地期待奥地利方面会尊重瑞士的中立，而且各种事实甚至表明，只要一有适当机会，奥地利就想破坏这一中立。”(同上，第85页)“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军在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集中。”(同上，第86页)

在这里露出了贯穿“研究”的一条红线，它从日内瓦一直引向巴黎。

其实，得比内阁公布的1859年1—5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就说，“有一个奥地利军在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附近集中”的传闻，是瑞士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故意散布的，但是它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上引蓝皮书的文件第174号，哈里斯上尉1859年3月24日从伯尔尼写给马姆茲伯里勋爵的信)。洪堡-福格特在这种场合也有了发现，仿佛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

“紧靠莱茵河谷，通向这个河谷的有三个有车马道的阿尔卑斯山大通道，即维阿马拉、什普留根和伯纳丁；后者通向德森，前两者通向科摩湖”(同上，第86页)。

实际上，维阿马拉首先是经过什普留根，其次是经过伯纳丁，再其次便哪儿也不经过了。

“圆满的人物”在说了这一整套普隆涅斯式的胡言乱语(它是要把瑞士的怀疑从西部疆界转移到东部疆界)之后，终于接近了他的真正任务。